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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江戶散策士】點止書店咁簡單!|百年書店魂 東京堂、內山書店:迎救文人 經銷典範

一本中文書,在日本的書店能否曝光?MADE IN HK的雜誌《張國榮 A BIT BLUE OVER THE EAST》的廣告竟能張貼在神保町鈴蘭通的百年書店「東京堂」,實在榮幸。

百年前,留日的魯迅、周作、郭沫若與周恩來曾迷上神保町的古書與中餐廳,流連於鈴蘭通;百年後的今日,這些老字號依然屹立於這條被視為第一代「中華街」的街道上。經過幾代經營者,愛書的情懷與熱忱始終不變。

神保町的百年書店,其身分隨著時代變遷。今日散策的地點是1890年創立的東京堂,以及1917年在上海成立、替魯迅發行的內山書店。

「特設香港專區,因為一齣紀錄片」

自2019年起,東京堂二樓特設香港專區,該專區涵蓋香港社會及政治書籍,應有盡有。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在日本熱播一年,展示枱(「豬肉枱」)亦精心擺放了九龍城寨相關的影集與書籍。

台灣、香港專區的「豬肉枱」與主題不時更新。
除了香港專區,旁邊也設台灣專區,是日本的台港窗口。
東京堂在店內為誌傳媒出版的張國榮特刊宣傳。

我有幸認識東京堂的副店長清都正明,便問他為何設立「香港專區」?他說,九十年代初日本曾掀起一陣香港風潮,不少日本漫畫中也出現向香港電影致敬的場景。作為八十後的清都,對香港有一種莫名的熟悉感。

清都成長後發現,透過電影更容易了解一個地方的歷史。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和紀錄片《亂世備忘》對他影響至深。他說,日本是民主國家,但國民往往對已擁有的自由習以為常,漸漸對政治漠不關心,甚至不投票。書店能否做點東西改變這種風氣?清都:「關注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情和熱話,並將之融入書店中,希望在日本的港台觀察者能與他們同呼吸、共感受。日本出版業目前面臨困境,翻譯中文書籍、放映亞洲電影的機會愈來愈少。在這個時代,從事港、台出版業的人們也很敬業,希望這個專區可以幫到他們。」

2025年出版漫畫《香港ネクロポリス》以香港回歸為時代背景,警察化身殭屍捉壞人,Cult味十足。


東京堂前身是經銷商

明治23年(1890),高橋新一郎創立東京堂,起初是一家經營雜誌、新書及零售的雜貨店。最初主要從事全國雜誌的經銷業務。後因高橋新一郎身體不適,將事業交由養子高橋省吾(後改姓大橋)接手。高橋省吾出身於創辦雜誌出版社博文館的家庭,因此書店獲得博文館的大力支持。憑藉其出色的編輯與閱書能力,他迅速將養父的經銷業務擴展至雜誌以外的書籍,其事業輝煌持續至太平洋戰爭前夕。戰時,日本政府加強對出版業的管制,並統一書籍銷售的網絡,東京堂累積了半世紀的全國銷售名單一夕之間就此收歸中央。

當印刷技術發展到能夠大量印刷的階段時,日本熱衷於翻譯海外思想,喜以文載道,印刷業大鳴大放。文化企業在快速成長的同時,並沒有以本傷人、壟斷市場,反而身體力行,派員到各地域尋找好書。鹿島茂《神保町書肆街考》指出:「當時新書的出版,經銷與零售並無明確的分業,許多出版社也跨經銷零售。而東京近郊或外地的書店又是如何進書的呢?其實方法非常原始,那就是由書店的採購揹著包袱或竹籃,逐一造訪出版社,挑選有潛力暢銷的書,用批發價買下來。

東京堂成為神保町鈴蘭通的地標。

日文稱這種採購行為為「競取」,若套用現代用語,即相當於出版業的「代理」。百多年前的東京堂,他們逐家拜訪,在地方小鎮找好書,一併在東京堂發售,並憑藉過去的書店網絡,配送至全國各地書店。巧合的是,我在香港曾訪問過六、七十年代從事出版推銷的職人,他說當時整天提著裝滿新書的皮箱,同樣是走訪港九各書店推銷,合心意便購買貨,不合心意則交個朋友。這種古老的「人肉推銷」手法,內文後述的內山書店至今仍歡迎出版親臨店內「收書賣書」,當地的獨立出版社並不會將書目決定權全交賦代理商。如果在神保町逛幾間老字號書店,就不難發現他們的賣點在於「選書的能力」,絕不會向出版社說:「沒有代理商發行的書便不收」。

東京堂選書能力高,櫥窗外的銷量排名榜對於書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
今年3月漫畫家柘植義春仙遊,東京堂迅速反應,在門口當眼位置放置柘植義春的專區。(關震海攝)

黨人馬克思初接觸

在2020年之前,我從未想過在東京可以賣中文書。有日本攝影師告訴我,江湖傳聞中有一家專賣中文書的內山書店,會開放給出版社推薦書,翻閱後覺得是好書便會收購。我膽粗粗入店裡,說明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新書。沒想到內山書店的後人從辦公室走出來,聚精匯神翻閱書本5分鐘,然後徐徐拿出計算機查詢我賣斷和寄賣的價錢,最後全數賣斷!當我走出書店時,實在感到不可思疑,彷彿回到了1917年!

1927年,上海發生「四一二」清黨事件,內山書店迎救郭沫若逃往日本,因此書店的牌匾由敦沫若題字。
內山書店已創辦超過100年,後人仍在書店內打點。

位於上海虹口四川北路的內山書店,其創立時間比1919年的五四運動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還要早!1917年內山完造在上海創辦內山書店,這家第一代的獨立書店販售多種語言的書籍,介紹各國思潮,並不定期舉辦「讀書會」,魯迅和敦沫若是會客廳的常客。

我們回到那個時空,不其然會問:中國人既反日又留日?當時國內左翼份子在上海內山書店翻閱書籍,以日文接觸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,民族主義席捲全球。然而,「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」是不變的定理,文人留學日本,為了接觸新思潮和學習日本的文明。左翼文人華蒂和任鈞等人於1931年在東京創辦「中國左翼作家連盟(左連)」,低調運作;其後由陳辛仁編輯的左翼刊物《雜文》、《質文》均在神田的印刷廠印刷出版,當時身在日本的郭沫若亦執筆投稿。上海的書店散播左翼思潮,東京神田印刷及銷售,當時中日文化交流可能比現在更為開放。

鈴蘭通並不簡單,連繫著中國的現代文壇史。

內山書店不但在中國輸出新思潮,為後世稱頌的是一連串的營救文人運動。1927年,國民黨黨內放棄「容共」政策,蔣介石決定進行「清黨」,內山曾協助郭若沫逃往日本。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,位於法租界的上海局勢亦日益緊張,內山以日本人身分掩護魯迅,代理發行其著作。1941年香港淪陷後,日軍特務機關「大東亞共榮事務所」在香港曾冒用內山完造之名,向茅盾傳話,鼓勵投日,可見內山書店救助文人的事跡早已廣為流傳。

內山書店不但標誌著中日思潮百年前的互動,也讓我們記住在槍桿子的大時代,一家書店是可以用筆桿維護文人的尊嚴;而中日的恩怨,也並不是一言兩語可以說得完。

參考書目
1. 《神保町書肆街考ー世界第一古書聖地誕生至今的歷史風華》鹿島茂,2020
2. 《八路軍 駐香港辦事處紀實》陳敦德,201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