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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江戶散策士】東京文學座|一頭衝往時代的野豬 直擊88年歷史的劇場搖籃

「我會說是一種『妥協』!」《野豬》(日譯:《野良豚いのしし》)阮文山為了建新聞大樓,與Big Brother妥協,隱瞞「完美城市」對公眾的影響。作為記者,為公眾說出真相是職責所在,但當公眾已不重視真相,寧願躲在地下城過着沒有靈魂的生活,堅持站在真相最前線的記者還在守護什麼?應否為求存活作出妥協⋯⋯

莊梅岩13年前舞台劇作《野豬》,九月於東京「文學座」翻譯成日本語上映,公演21場。
清水明彥飾演阮文山,導演為演員安排事前現職記者供演員訪問。(撮影:宮川舞子)

筆者剛在信儂町文學座欣賞舞台劇《野豬》,縱使劇作翻譯成日文,13年前莊梅岩寫下新聞工作者的咆哮,依然擲地有聲。九月,莊梅岩抵着裏裏外外的壓力,來到文學座作劇後分享。她坦言知道2012年公演的《野豬》已很難再次踏上香港的舞台,五味雜陳:「對我來說,戲劇是信仰,舞台是教會;如果香港再沒有這間『教會』,我會用自己的方法延續我的信仰!」

在歷史悠久的文學座,莊梅岩留下「新聞是歷史初稿,創作是時代見證」的感言,這恍似穿越時空,與曾歷盡苦難的日本劇作家來一場時代對談。

文學座:創於戰時 日本文化搖籃

日本舞台劇源於歌舞伎,百年前一班劇作家、文學家、小說家和演員希望打破舊有框框,自創空間,在台板演出「新劇」;而所謂「新劇」,可翻譯與本地劇作。在上世紀三十年代,一班文壇後起之秀想作出改變,文學座亦由始而生。

1937年正值北京發生盧溝橋事件,中日戰爭一觸即發。在此前一年(1936年)東京便發生驚世的「二二六事件」,「皇道派」軍官率領士兵刺殺前內閣大臣,篡奪軍權事敗後,主張發動戰爭的「統制派」政治家牢牢的掌握軍權,向反戰的文人作出種種迫害。

山森大輔(左)飾演Johnny,他說《野豬》文本對白很長,與歐洲翻譯劇不同。(撮影:宮川舞子)
所謂「地方公演」,即東京以外的縣市劇場上演文學座的劇目。

正值亂世,1937年久保田万太郎(文學家)、岸田国士(劇作家)和岩田豊雄(小說家)以友田恭助和田村秋子夫妻剛解散的的築地小劇場為雛形(註:友田恭助因被招兵未能參與,於1938年戰死),合力創辦引入「新劇」的文學座。據岩田豊雄《新劇與我》自述:「文學座不是以文學為本的劇團,而是一個重視劇本,走向專業的劇團,同時亦有對抗這種專業的成份。當時的專業劇團總是太重理想主義而不重視文本。但亦不能說我們衝著專業霸權而起的藝術革命,我們當時想做的事情很多,總之要有一個據點⋯⋯我們三人各有想法,但其中一句口號是我們共同的創辦理念——要做出給大人看的新劇」。

居日港人インディー チャン(Indi Chan)因為動漫而愛上日本,留學後到文學座面試,成為劇場的實習導演,今年引入《野豬》。

「我有聽前輩講,戰時劇本須經過政府審查,便衣警察坐在台下看演員排練。」日本版《野豬》導演インディー チャン(Indi Chan)說。日本開戰後數年,對出版、電影和舞台劇全面控制,其時文學座劇作《女人的一生》作者縱然熱愛中華文化,在劇作亦需收歛其喜好,同時亦要隱藏反戰情緒。一頭頭「野豬」靜待黎明,戰爭後原版劇本才得以曝光,其後文學座的當家花旦杉村春子亦將《女人的一生》在全國公演,為文學座奠定基礎。

文學座的歷史印證了文化人在軍政壓境的時代,生存是很重要的事。作為後輩的インディー チャン認為,文學座「以藝術為先」作為宗旨,戰時處處作出妥協,當時亦受到左派批評妥協是茍且偷生,但她說正正因為前人的堅持,結合傳承與推廣「新劇」的文化地標才得以存活至今。

杉村春子是文學座叱吒一時的著名花旦,她主演《女人的一生》巡迴公演,為劇場賺取營運資金。

樹木希林是首屆研究生 三島由紀夫任導師

「日本文化界有個傳說,學做導演,就要去『文學座』了,而我是這裏第57期的學生」,インディー チャン帶記者遊覽文學座,細看泛黃的照片,學生合照映照出一張張一生懸命的臉孔,而用「箱馬」(ハコウマ)自由砌成的觀眾席,亦令整個劇場彌漫着時代的滄桑感。

文學座除了培訓導演,亦有自己的演員班底,一邊學習、研究,一邊實習是文學座的一大特色。劇場人才輩出,是枝裕和御用女演員樹木希林也是門生之一。樹木希林曾自述,年輕時舞台劇大多選用樣貌標緻的女演員擔當女一,但聽說「新劇」會起用樣貌平凡的演員,因此嚮往進入引進「新劇」的小劇場。她於1961年加入首屆文學座附屬演劇研究所,三島由紀夫是她的老師,同期著名演員有橋爪功、小川真由美和寺田農。

日本與香港的舞台構造最不同的地方是:日本座位是用木製的「箱馬」砌成的。インディー チャン說木價不斷上漲,因此日本劇場為減省成本,主張循環再用。
《野豬》破天荒開四面台,利用防空洞設計開場的一幕。
在演員房間貼有歷年學生的合照,人才濟濟。
《野豬》四面台的設計。


インディー チャン以半個學徒的身分在文學座擔當導演,疫情期間文學座招募劇作時,她在香港偶然看到《野豬》劇本集,那時日本正在蘊釀BBC報道尊尼事務所的性騷擾事件。演藝界發生的一連串的性侵事件令她有感而發——以現在的新聞自由度,公眾有多少知情權?之後,她向文學座委員會建議翻譯《野豬》劇本,獲委員會支持,促成莊梅岩繼《5月35日》之後,《野豬》成為她第二齣被改編日文的劇作。

《野豬》沒有時代的背景,但劇中追求新聞自由的糾結,卻十分切合現今的日本社會。インディー チャン說:「可能是文學座多年來的傳統,他們揀選的劇本要切合時代,令我們(導演)不知不覺朝着方向選劇本。而我覺得,劇本與文學有所不同。劇本是記載着古人的記憶,舞台上的劇作是可以穿越時代的。」

1950年建成的文學座アトリエ(網上圖片)
1950年建成的劇場依英國都鐸王朝風格建成,牆上刻有拉丁文「這世界是舞台 人生是劇場」。

新聞打壓是極權的時代產物,雖然不同的時代很難作出正面的比較,但我們可以透過劇作與昔日的文學家作感通。《野豬》在日本公演後,很多日本觀眾向我慨嘆:「不明白為何《野豬》在香港不能公演。」他們的不明白正好反映東京與香港還未完全同步,港人更要珍惜這個「不同步」的空間,將文化輸出海外。文學座會否是香港劇作家另一間「教會」?實在令人期待。

「對我來說,戲劇是信仰,舞台是教會;如果香港再沒有這間『教會』,我會用自己的方法延續我的信仰!」

莊梅岩